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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扉頁間的歷史現場

第一章 緒論
一、作為中心的邊境社會
二、從身分到族群
三、明朝制度與「邊境」社會
四、社會內在的趨力
五、地方語境：文類、敘事與多重記憶
六、僧侶、士人與土官

第二章 關鍵的一年
一、洪武十五年
二、三江內外
三、大理內外
四、馴熟府分：土流並置的大理府
小結

第三章 書寫者：華夷之間的歷史與神話
一、官方論述：僰人
二、士人的正名運動
三、口傳的歷史記憶：祖師傳說與開化者
小結

第一部 僧侶
第四章 入京的僧侶
一、無極進京
二、龍關趙賜
三、董賢和阿吒力僧綱司
小結

第五章 闢邪
一、土僧的政治網絡
二、林俊毀佛
三、鄉里化的祖師傳說
小結

第六章 從寺院莊園到鄉里社會
一、佛寺與習儀所
二、感通寺三十六院與世族大家
三、捨田為寺
四、鄉里神祠
五、社壇化的寶林寺
小結

第七章 重建儀式秩序
一、聖賢崇拜
二、大黑天神與龍神信仰
三、儀式爭奪
小結

第二部 鄉士大夫
第八章 成為士人
一、儒吏
二、國子監與鄉試
三、庠序之學、學官與吏目
小結

第九章 南京歸來
一、趙壽編譜
二、趙汝濂和李元陽的故事
三、楊森和楊士雲的妻舅
小結

第十章 改造佛寺
一、佛屋易以儒制
二、正祀典：武侯祠與鄉賢名宦祠
三、佛寺化的祠堂
四、邊臣祖先
小結

第三部 土官政治與山鄉
第十一章 瀾滄江沿岸的山鄉聯盟
一、蒙化張氏與左氏聯盟
二、雲龍土官段氏
三、離開太和縣
小結

第十二章 從山鄉盜匪到編民
一、政治部署：鹽井提舉司、衛所和土巡檢
二、土酋和盜匪
三、封鎖與孤立
四、山鄉部署
小結

第十三章 金沙江沿岸的土官聯盟
一、金沙江沿岸的聯盟陣線
二、新興土官勢力的崛起
三、木氏土官聯盟的擴張
四、看不見的力量

第十四章 土官政治與雞足山
一、糧食與白金
二、山鄉腹地與雞足山佛寺
三、崇祀典與土地貨幣化
四、山鄉儀式正統
五、自己寫歷史：《雞足山志》
六、明王下山
小結

第十五章 合法性的追求：儀式權與歷史話語權
一、歷史過程：身分分流與階層整合
二、歷史書寫：經典化與正統祀典的文化工程
三、社會流動與儀式

徵引書目

 

自序（節錄）

扉頁間的歷史現場

　　從邊疆的角度重寫歷史，猶如在荒蕪中找尋路徑，大概是那些隱藏在幽微處的故事，鼓舞我完成這份書寫計畫。考究這些故事時，總得冒著各式各樣的風險，尤其當我們宣稱要從統治者的手中拯救歷史時，如何用新的敘事架構來描寫芸芸眾生的歷史，成為一項新的挑戰。

　　或許，我先從一位山鄉夷酋自久的故事談起。歷史上有許多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卻在地方扮演關鍵角色的人物。我先在明初土官墓誌銘，偶然地發現自久與鄰近土官相互聯姻，他似乎不僅是山鄉部酋，還被封賜錦衣衛指揮的頭銜。後來，為追蹤大理山鄉鹽井治理所引發的山鄉動亂，發現自久先前竟曾因奪取鹽官之印，打劫官兵，逃到大理和姚安之間的山區，隱匿十餘年之久。這類人物不可能僅只是一位夷賊而已。在書縫間找尋一個在山鄉流竄的人口時，也逐漸地發現更多的自久身影，山裡有地名稱自久寨，族譜有自久後裔！翻遍志書，幸好某位官員在百無聊賴的鄉野生活中，編寫了一份符合體例的志書，扉頁間夾帶著邊陲山鄉的自久被擒捕後赴京和皇帝的一段關鍵對話。他於是向我娓娓道來，其抗明為的是山鄉秩序已崩壞。字裡行間的弦外之音是隱藏在史冊扉頁裡的歷史現場。

　　正史也記錄相關的側面敘事。當我們要從地方角度重寫歷史時，必須留意官方對事件的看法與地方究竟有多大的距離？官方文獻是引證自久的權威證據嗎？沒被記錄的又會是什麼？自久並非重要土官，也不是英雄，又沒有構成驚動天下的重大叛亂，他是一名竄逃山鄉的部酋！歷史學的工作應是把這些看起來相互矛盾、混雜的訊息，放回地方既有的政治與社會語境下，重新賦予其適當的解釋。在這個過程中，地方行動者的歷史，不僅是視角的選擇，還包括解構與建構同時進行的方法論問題。

　　書中另一個不起眼的橋段，是雲南副使姜龍前往山鄉招撫夷民的故事，也涉及重構地方情境。自久以來之山鄉動亂不斷，官方文獻慣常地以特定的目光描寫動亂或歌誦政績，無意間留下不少線索，包括事發地點與時間、空間分布、群聚的規模、人群分類、掠奪路線、城市災難、官方動員及其因應措施等等。經由考證排比後，才理解史冊中的土官，有時也是夷賊或盜匪，文字的斷裂性雖有敘事零碎化的危險，卻也直指山鄉人群具有難以捉摸的靈活性與機動性。這類官方說法充其量只是幫助我們釐清官府採用什麼樣制度化的方式來分類人群，並標誌以夷屬。有些制度在推動時甚至沒有經過通盤的考量，被各種不同地方情境揉合成另一種社會面貌，使其在時間上呈現一層一層由歷史偶然性條件而組織成的後果，在空間呈現猶如馬賽克般的文化拼圖。這不僅考驗我們對帝國末端基層制度的認識，也挑戰著我們頭腦裡既有正統敘事架構，以及對於鬆散又機動之社群組織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的基本想像。更深沉的問題是：我們更關心的是官兵動員，還是山鄉夷民的行動，是帝國的制度，抑或是社會實相？書中雖然沒有回答白人、倮倮、爨人、麼些、傈僳等單一民族形成的問題，但在透過帝國視之為動亂的框架下，我們看到的是：人群如何被動員、自我重組、如何學習以各種機動的方式維持社群分類的界線，進而重新認識到族群是參與區域歷史，同時也是用以迴避或扺制帝國直接治理的政治策略。這種動態性使我們清晰地認知到單一民族框架無法解決族群形成的歷史問題。

　　流寓士人楊慎為姜龍撰寫去思碑，描寫其撫亂之功業。姜龍或許是一位明理的官員，他親自前往山鄉和夷酋談判，與夷酋的對話也被記錄下來：夷民提及他們進城便被視為盜賊，無法獲得城邑之糧食，處處遭致排斥，山鄉也遭致圍堵，所以才有下山打劫之舉。山鄉生活不只是靜態的親屬與小規模的交換經濟，更是一套具有延展性的政治體系，他們遭致的歧視與生計問題，正說明新政治對傳統體制所造成的矛盾與衝突。去思碑原是歌頌姜龍勸導夷酋有功，但某夷酋日益貧困，妻怨懟之，其為守諾而自盡，反而像是一場具有道德教化意味的悲劇故事。楊慎記錄這段故事，或許別有用心。有意思的是，《明史》以幾近標準化的眼光描寫姜龍，讚之以「番漢大治」，說明了統治者形塑過的歷史敘事與地方經驗相去甚遠。

　　我並不是一開始就打算研究山鄉社會。壩子裡的貴冑世族前往南京，留下許多歷史文獻，使得有文字和沒有文字的世界形成強烈的反差，也成為兩種不同類型的社會。這批轉型士人的地方精英和他們所留下的文獻，頓時成為我們認識西南歷史的另一種眼光。他們經歷一段不尋常的歷史，先是一批一批貴族、僧人與部酋領袖前往南京，隨之又有土官及其部民們前往北京，成為官員與夷民的中間人群。繼之其後的大理士人，如楊士雲、楊南金和李元陽等等，卻以極其隱晦的方式迴避過去王國的歷史。外來官員們熱烈地期待大理士族是移民西南的古漢人，以便於他們在較大的知識系譜中拉攏與邊境精英的關係。這些隨著政治局勢擺盪所留下的文字，不時地影響我們對地方歷史的「正確／客觀」評估。於是，我逐漸將區域內不同人群的歷史研究，擴大到不同身分階層「如何記憶歷史」等層面的討論。這涉及歷史的雙面性，也就是真實的過去以及其被記憶的方式，前者涉及許多細節的考證，後者涉及政治權力與書寫技術的支配性。尤其，白人精英識字能文，嫻熟各種知識與治理技術，留下各式文類以及傳說文本，使得村民得以靈活方式來維持多重層的集體記憶，包括鄉野傳誦之南詔大理國的故事。考證雖似科學方式之一，但鄉民的歷史創造，重點不在真偽，而在「何以致之」，其樸素史法與前衛史識呈現靈活的社會圖相！如果將這些看似零碎與矛盾的敘事加以類比，我們反而可以看到一幅各自表述、各自想像的歷史心志，以及彼此相互影響與交錯的動態過程。換句話說，本書無法以「客觀歷史」為寫作的目的，與鄉民相互比較，他們的歷史寫作顯得更大方、更自由、更前衛，而且在細節上創意十足。有時，他們甚至還可能是更為精準的。

　　近年來，歷史學與人類學界正追蹤一些熱門的議題，如James Scott以逃離國家治理的zomia概念來討論東南亞高地社會。我在大理山鄉腹地進行長期的考察，不論在議題及地緣脈絡上都無法忽略其頗具啟發性的宏觀論點。此學理發想，不時地使我產生既興奮、又迴避的疏離感。十六世紀之大理四周山鄉是活絡的結親、開採資源、山林負販、鹽井貿易等活動，充滿一幅人口與物資流動的景象，他們不只逃離治理，更熱絡地追求隨資源往來而產生大小不一且變化多端的社會網絡。書中最後篇章寫下《雞足山志》的故事，更多地是想要表達山鄉政治也積極仿效帝國的正統文類，以更極端的書寫策略來表達作為「他者」的歷史意志，寫下的是古印度的歷史。背後對資源的競逐，不言而喻。文字書寫在這樣的邊境社會，也格外地顯露出其辯證性。的確如此，書寫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在於重新檢視自己使用史料的習慣，或是對文字記錄的依賴。走一趟田野後，來自現場的直覺必將回過頭來改變我們解讀史料的方式。本書的目的與其說是解構書寫者的權力與正統歷史，倒不如說是重建邊境社會與人群的歷史，並因此獲得觀看歷史的另一種眼光。

緒論（節錄）

　　邊境社會（border society）是一個被集體建構出來的概念。歷史上的中國政治建立一套華夏中心的天下觀，透過朝貢與土司羈縻的方式來維持其與邊緣四夷的政治秩序。華夏中心的視角形塑一套「典範歷史」的框架，使邊境人群隨著華夏邊緣的漂移而不斷地被典範歷史所重新定義。然而，當我們仔細檢視此二元論述背後的歷史現場，將會發現帝國邊緣曾經出現多元且規模不一之政治體系，在雲南地區便出現大理、羅甸、麓川與八百媳婦等等，它們在天下儀禮與正統書寫架構下被以淡漠的方式一筆帶過。如何在習以為常的歷史語境，重新建構立基於不同人群所經歷的歷史，是值得嘗試的方向。

　　大理曾是南詔大理國之首府，雖歷元朝治理，其政體在西南地區仍保有相當之政治威望。自洪武十五年（1382）明軍進入大理以來，一系列治理政策逐一展開：先是大量封賜土官，後來復有一波波漢人衛所移駐計劃。征服者的官員視大理政治精英為溝通帝國與西南夷的中間人群，將之編整到一套以帝國為中心的政治體系之中。他們先被稱為僰人，後被更正為白人。這批白人政治精英，先後前往南京和北京，返鄉後，在帝國政治架構上發展出一套新的身分與社會網絡；與此同時，許多非白人土酋也被封賜在大理四周山鄉腹地。這些從大理到北京，自山鄉叢嶺浮現出歷史舞台的世族、僧人、土酋、流動人群與新興勢力，為本書揭露了一幅生動歷史的序幕。直到明中葉，許多白人持續地在各地移徙，滇藏蜀邊境以麗江木氏為中心的麼些人群勢力也逐漸崛起，將我們的視野從大理帶到北方金沙江沿岸。此地緣社會擴張的過程，不僅是帝國邊界往北漂移，也是不同人群競爭、結盟與相互協商出來的一段歷史。

　　本書便試圖以西南人群為主體，來討論他們在明朝征服後成為政治意義上的邊境社會時，人群流動、重組以及為爭取身分合法性而致力於重建歷史的過程。值得提出來的問題是：多元的政治體系如何適應明朝的政治？人群如何區辨彼此，界線如何維持？白人和麼些政治之消長，是帝國削弱地方的後果，抑或是土官社會的擴大？無疑地，身為「華夷」中介者的白人尤其關鍵，他們或而積極參與官僚體制，成為高度文人化的群體，或而擔任土官，二者身分各不相同，但在中央王朝與西南人群間扮演著至為關鍵的角色，也因此成為本書研究的主體。假如說，本書以白人為研究對象，那麼我更強調的是其為主體所發展出來的社會流動與身分選擇，以及因而延展出來與鄰近人群的社會關係。書中尤其集中於討論他們如何透過聯姻將治理與書寫技術傳播到鄰近人群，並形塑一套整合社會的儀式體系與歷史話語權。這涉及我們應如何把「族群」放回歷史動態的過程來討論，並且從歷史中的行動者來重新加以思考。

　　一、作為中心的邊境社會

　　邊境社會是相對於政治中心而形成的，為重新認識其整體之生存條件，我們必須重新檢視其區域地理與歷史之脈絡。首先，簡單介紹西南地理與歷史的基本架構：雲南分為東西二個部分，以大理、劍川到元江河谷為界，分為迤東與迤西。迤東為崎嶇不平的高原；迤西包括了三江縱谷區、群山以及平緩河谷地帶。其西北方是番夷居處的廣大山區，緊鄰青康藏高原與西藏為界，北方與四川接壤，極西則有三江與緬甸為鄰，形成一個南北高山縱谷的地理結構。其東南有南盤江與元江，是為西江與紅河上游，通往東南沿海地區，也是百越人群的通道，故有滇西北多氐羌，滇東南多濮越文化之說。在這條通道上，白人和麼些人組織的政治體系尤值得注意：八到十三世紀間，南詔大理國以大理為中心，其勢力向北擴及四川南方，向南延伸到東南亞北部一帶。由於其治理主要集中在群山平緩之區，古稱為賧（即壩子），由賧與賧之間形成相互交織的政治與社會網絡，使得大理統治階層在雲貴高原人文地景上呈現分散型的貴族統領格局。再者，書中以山鄉統稱連結賧與賧之間的山區社會，想要以此突顯山鄉與壩子在環境與政治生態互依互倚，乃至明朝治理下山鄉疆域（mountain frontier）之愈來愈重要的情形。

　　在歷史中，大理代表著西南王權的中心，其曾以佛教立國，透過佛教政治體系成為維繫四周人群與部酋政治聯盟的紐帶。同時，北方另一股人群，稱為麼些，長期遊走於大渡河以南一帶，是散居於大理與吐蕃間的中間人群。十三世紀中葉，麼些酋長助忽必烈蒙古大軍南下征服大理，被封為世襲麗江路宣撫使，成為滇川間愈來愈重要的勢力。是以，白人為中心的大理金齒宣慰司與麼些為中心的麗江宣撫司成為迤西二股重要的政治勢力。於是，我們大致看到此二人群各別建立其政治體系：大理維持六百年左右的佛教王權，直到十四世紀明軍進入雲南，其貴族勢力仍然是組織西南人群的重要政治架構；而北方麼些人群則在十四世紀崛起，麗江府木氏成為滇藏蜀間愈來愈重要的政治勢力。

　　自十五世紀以來，移居雲南的漢人逐漸增加，其中包括制度性移民如漢人衛所，還有許多商人以及數量未明的寄籍者，其人口總數很難有效評估。據研究指出，萬曆年間，漢人衛所登記之壯丁便有二十三萬人，方國瑜先生認為此應是二十三萬「戶」，這些數目尚還不包括商人、流寓與寄籍者。再者，十八世紀時之移民人口呈現戲劇性的增加，十九世紀到達高峰。這些增加的人口對地方社會帶來許多變數，如間接推動區域土著人口的移徙與流動。再者，戰爭、軍隊徵調、礦產開採與鹽銷制度等等影響地方社會人群結構的制度性條件，也使得人群在壩區或山鄉更頻繁地交通往來，產生更多的合作與衝突。

　　人口流動與移徙背後的趨力更值得我們加以留意。施堅雅（W. Skinner）將中國西南劃入中華帝國九個區域的其中之一，無疑地，它是對外開放的一個體系：滇緬藏邊境的三條河川呈現南北流向，由東南亞港口出海，來自於海洋愈來愈重要的貿易也使得此「區域」（region）的概念不應只停留在「雲南」或「中國西南」，而是隨著一波一波的人群與資源的流動、交換與貿易將其擴展到更大的區域範疇。十四末至十七世紀末的三百年間，中國南方發生了一系列重大外緣條件的變化，我們很難忽略白銀貿易在港口為中心的海洋貿易中所扮演的重要性。

　　二股力量特別值得提出來討論。其一是港口的力量，當太平洋的白銀在沿海扮演愈來愈重的角色時，原來以內陸為中心的政治經濟交換網絡，逐漸被港口為中心的市場腹地關係所牽制。東南亞史的研究者Victor Lieberman在其鉅著Strange Parallels論及十六世紀以來的沿海港口貿易，造成東南亞內陸邦酋政治與港口新興政治體間的二元拉鋸戰。李塔娜（Li Tana）指出在安南南方崛起的阮氏集團，也隨著不同人群、移民與商業貿易，產生一股新興的政治文化。再者，十六世紀末以來，西南流通貨幣由貝幣轉向使用白銀，這種來自於印度洋流通千年的海貝，在白銀的競爭下，長期走貶，直到十七世紀末，白銀終於成為西南具有支配性的流通貨幣。這也說明海洋貿易在經濟層面不斷地改變了內陸政治的局勢。

　　亞洲內陸政權也同時面對另一股政治性的變化：明永樂帝在北方奪取皇位後，積極在帝國邊區擴展並部署隸屬於皇帝個人的偵伺體系，雖非正式之官僚機構，但其延伸勢力以及所造成的效果幾可與之匹敵！他為拉攏邊境勢力，大力延請藏傳佛教高僧到北京，封賜頭銜以及僧官職銜，此舉並非單純地出自於皇帝個人宗教上的興趣，更多地是為了鞏固帝國邊境之政治聯盟。藏漢邊境之政教勢力如何在明朝宮廷支持下獲得長足發展，是亞洲內陸極為重要的歷史議題。這種結盟間接鼓勵藏傳佛教噶舉派的勢力往青海、四川以及雲南北部逐漸擴張。西藏歷史研究者Geoffrey Samuel便指出亞洲內陸存在著以拉薩為中心的政治聯盟模式。近年來提倡新清史的研究者更擴大其研究範圍與視角，指出滿清帝國在中國內部以儒家意識形態進行統治，然在與帝國之北方、西北部落政治聯盟以及西藏政權之間仍然採取古老的佛教儀式強化政治結盟，因而建立多元族群的佛教政治（multiethnic Buddhist state）。亞洲內陸的佛教政教關係，不只是政治性的，也是經濟性的，它們在長程貿易時整合周邊人群與資源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

　　在這場前近代全球化的過程中，帝國邊境外緣貿易使得金、銀與鹽井等資源愈來愈顯重要，而強化對盛產礦產雲南地區的治理便顯得愈來愈具迫切性，於是麗江木氏土官勢力因此逐步擴大，成為後來整合各地方資源的政治力量。再者，明宮廷對採買孟密寶石保持高度的興趣，致使西南邊區產生一股熱絡的「寶石熱」（gem fever），造成大批流動人口參與雲南採銀礦的活動。雲南之白銀被運到南方跨境的孟密一帶進行採買與交易活動，又促使其邦酋整合成為一個足以應付其貿易規模之政治體；孟密鄰邦如八百大甸，也在明朝朝貢貿易過程中重新整合內部之部酋政體。活絡的經濟活動不斷刺激部酋之間的相互整合。

　　來自海洋與內陸二股不同性質的貿易與朝貢風潮，是人群不斷地在山谷間緩緩流動的趨力。不論是來自外地的官員、商人、為尋求生存的採礦者或是亡命之徒，中央王朝對土官與流官的行政劃分無法阻止這些造成人口流動的趨力在有形與無形的界線上游移。人群流動的規模以及其在西南地區的空間向度上所經營的網絡，已超出正統史冊與文字所能記錄的範圍。我們必須將地方社會之時空脈絡放在上述宏觀的地理與歷史發展，才得以更清晰地釐清看起來小規模的族群形成背後之重大意義。

　　由於帝國邊緣歷史與人群之複雜性，若未對空間範疇與研究架構加以界定的話，可能都冒著捉襟見肘或是顧此失彼之風險。也因為如此，為使研究議題可以獲得更具體的討論，本書主要集中於瀾滄江、金沙江與紅河之上游地區來作為研究場域。人口流動與族群形成息息相關，這看起來是相當弔詭的現象，但人口流動所造成的文化相遇（encounter）正好提供區辨異己此分類概念的蘊床。從人文地理的角度來看，大理非常適合放在二種不同文化交滙處來加以討論。如果從南京或北京的政治中心來看，大理無異是極其邊陲的；從印度或南方東南亞的角度來看，大理也是邊陲；又，從吐蕃的角度來看，大理則是其東南之邊陲。作為亞洲諸文明之邊緣，大理及四周人群社會在吸收周邊文化與諸大政治體系之間的交涉與協商過程，其角色卻相當核心。